東坡文化熱緣何經久不衰
蘇東坡塑像 （圖源網絡）
我們知道，在中國古代文化名人中，關于蘇東坡的史料最為完整最為豐富，遠超李白、杜甫，即便是他同時代的人，也望塵莫及。在中國文化史上，蘇東坡的文化熱經久不衰。
近年來，蘇東坡又火了。之所以用“又”字，一是因為蘇東坡的熱度從未消減，歷朝歷代吟詠、談論、研究、追隨他的人多如恒河之沙，不計其數；二是因為舞劇、話劇、京劇、音樂劇、舞蹈詩劇、紀錄片、動畫片、電視劇、短視頻等蘇東坡題材文藝作品大量涌現，東坡文化節、東坡文化季、東坡文化旅游大會等各種蘇東坡主題文化活動也在各地紛紛登場。
當蘇東坡從古代走進現代，從傳統文化領域進入大眾文化領域，他開始從一個具體人物變成一個文化符號和文化IP。（所謂文化IP，指一種文化產品之間的連接融合，有著高辨識度、自帶流量等特質的文化產品）
蘇軾在散文、詩歌、書法、繪畫方面的造詣都非常的高。在散文方面，他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，為“唐宋八大家”領銜人物；在詩歌方面，他提高了宋詩的質量，成為北宋詩壇驕傲；在書法方面，他擅長行書、草書，與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合稱為“宋四家”；在繪畫方面，是文人畫的開創者之一。同時，蘇軾在詞方面是開宗立派的大家，首開豪放派詞風，為宋詞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。蘇軾之所以能作出這么大的成就，不只是因為他的天賦，更加因為他豐富的人生經歷。
蘇軾自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后，授大理評事，簽書鳳翔府判官。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父喪守制期滿還朝，為判官告院。因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過激之處，自請外任，出為杭州通判，轉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。元豐二年（1079），“烏臺詩案”發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，后遷汝州。哲宗立，新黨勢力倒臺，司馬光重啟為相，蘇軾被復為朝奉郎知登州，后應召入京，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。又因反對新黨盡廢新法，于元祐四年（1089）出知杭州。元佑六年（1091），他被召回朝，但不久又外放潁州，知揚州、定州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哲宗親政，被遠貶惠州，再貶儋州?；兆诩次?，遇赦北歸，建中靖國元年（1101）卒于常州。正是充滿了悲歡離合的坎坷經歷造就了蘇軾，他的光照千古的名篇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。
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開始，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長達九百年的蘇軾接受史。這部接受史，以 2700多首蘇詩、300多首蘇詞、4800多篇蘇文為解讀接受的對象，又分屬以理論闡述為主的學術研究、以作家創作借鑒為特點的文學創作、以閱讀鑒賞為內容的大眾閱覽等三個層面，采取評論、箋注、編選、年譜、傳記、吟誦、唱和、刊刻、傳抄等不同傳播接受媒介形式，具有十分豐富深刻的內涵。
（左圖）電視劇《蘇東坡》劇照（中圖）黃梅戲《蘇東坡》劇照（右圖）話劇《蘇東坡》劇照
“東坡文化”熱經久不衰，不僅在于他的千古名篇，更在于他的文化人格。有文章總結說道，首先，蘇東坡一生始終秉持為民請命、兼濟蒼生的家國情懷和民本情結，“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”。朝堂上，他能在王安石變法時直陳得失，能在舊黨廢法時仗義執言，絲毫不計個人之利害；貶謫中，他并不灰心喪氣，更未就此躺平，渾噩度日。每到一地，他總是擼起袖子加油干，力求造福一方百姓，比如在杭州疏浚西湖，在徐州率民抗洪，在密州捕盜滅蝗，在惠州修橋補路，在儋州講學育人。
其次，蘇東坡有著超然物外、達觀豁達的人格魅力?？v覽蘇東坡的一生，他名頭大，官位大，人生起伏更大，飽受貶謫之苦，但他在一地雞毛的生活中尋找到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的狀態，讓生活在苦難中開出花來。具體來說，他既上得去，坐得穩文壇領袖，當得實學士尚書；又下得來，好吃、好玩、好講笑話，雖然偶爾也如凡夫俗子一般惆悵、憤懣、孤苦，但總是能在吟詩、交友、作畫、燒菜、把酒與調侃嬉笑中自我排解。
今天，我們在各種文藝作品中講述蘇東坡、吟詠蘇東坡，其實也是在呼喚蘇東坡身上的那種文化人格。同時，通過一部部蘇東坡題材文藝作品，我們可以為自己找到一面鏡子，通過這面鏡子，我們效仿著、追隨著蘇東坡的那種豪邁、曠達、忍讓、為善，從逆境中完成自我慰藉、自我救贖、自我升華。
蘇東坡在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中言：浩然之氣“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隨死而亡者矣。故在天為星辰，在地為河岳，幽則為鬼神，而明則復為人”。這種文化人格的力量，讓“蘇東坡”成為千載永流傳的文化符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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